真普選和假普選

 

前言

極權的政治灌輸，
做足 64 年，
不少人，
受到影響，
對指鹿為馬，
混淆是非的種種說法，
未能充分警剔。

因此
這些人
看到香港市民按照基本法爭取真正的普選時，
往往不顧理據，
甚至不閱讀基本法，
就破口大罵。

現在落了閘，
新的民主運動剛剛開始，
應該討論，
不要大罵，
設法擺脫極權的影響，
為香港人，
也為自己，
爭取真正的普選，
爭取一個能夠保障法治的政治制度。

討論 01

什麼是真普選？
什麼是假普選？



先根據基本法：

第二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四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資料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

由上述基本法條文，
可以看到
市民在普選中有兩種權利：

a. 被選舉權
b. 選舉權

因此，
普選有兩個部分：

a. 提名
b. 選舉

為了貫徹基本法寫明的「被選舉權」，
所以要「無篩選」提名。

為了貫徹基本法寫明的「選舉權」，
所以要一人一票選舉。

根據基本法，
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時候，
上述兩個部分，
即無篩選的提名，
以及一人一票選舉，
兩者都不能缺少。
這就是真普選。

如果提名有篩選，
不容許某些人
成為特區首長候選人，
這就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和第四十四條。
那麼縱然有一人一票選舉，
仍是假普選，
即不合乎基本法的要求。

真普選，
和假普選，
以合乎不合乎基本法來決定。

再根據中共文獻：《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社論。

程翔文章說：

「...香港市民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並不是過分的或大逆不道的訴求，也不是要盲目套用西方的模式。我們所理解的和追求的普選，正正是當年中共所理解和倡議的普選。我們不妨重溫中共當年對真普選的認識和要求是怎樣的。

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指出：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

•「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像，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

•「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當年中共這些話，同我們今天所爭取的真普選，有什麼分別呢？

請大家注意，當年中共發表這些言論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聯合國還沒有成立，《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其衍生出來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沒有草擬，中共就能夠這麼明確精準地界定真普選的涵義，說明什麼是真普選什麼是假普選，中共是一清二楚的。

中共的辯護士老說什麼：“普選沒有國際標準”。

那麼我們就按照中共在1944年自己定義的標準來組織2017年的普選，可不可以呢？

我們今天所反對的，正正是中共在上文所說的“把選民當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今天中共要實行有篩選的普選，同它當年的認識相比，是明顯地倒退了。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做法，表示我們也自甘墮落、自甘倒退。這是否對香港好對中華民族好？」

 

節錄自：
信報論壇  程翔《中間人的努力能成功嗎？》

 

參考資料：

1.
中間人的努力能成功嗎？
2014年08月14日 00:00
程翔

http://forum.hkej.com/node/115657

最近，本港一群社會知名人士連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呼籲北京和香港泛民人士“共同營造一個可以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氣氛”、“互諒互讓、克服歧見”，以便達成各方可以接受的政改共識。這些朋友的努力，筆者十分欣賞，因為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以說完全是出於對香港的一片赤誠。但是，敬佩之餘筆者也必須指出，在大衛和歌利亞的格鬥（《聖經》的故事）中，任何中間人，如果僅僅提出息爭，那麼客觀上也是幫助了強權的一方。

有志促成中央與特區和解的人士必須看到三點：

第一，香港市民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並不是過分的或大逆不道的訴求，也不是要盲目套用西方的模式。我們所理解的和追求的普選，正正是當年中共所理解和倡議的普選。我們不妨重溫中共當年對真普選的認識和要求是怎樣的。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指出：

•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
• 「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像，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
•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
• 「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當年中共這些話，同我們今天所爭取的真普選，有什麼分別呢？請大家注意，當年中共發表這些言論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聯合國還沒有成立，《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其衍生出來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沒有草擬，中共就能夠這麼明確精準地界定真普選的涵義，說明什麼是真普選什麼是假普選，中共是一清二楚的。中共的辯護士老說什麼：“普選沒有國際標準”。那麼我們就按照中共在1944年自己定義的標準來組織2017年的普選，可不可以呢？我們今天所反對的，正正是中共在上文所說的“把選民當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今天中共要實行有篩選的普選，同它當年的認識相比，是明顯地倒退了。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做法，表示我們也自甘墮落、自甘倒退。這是否對香港好，對中華民族好？請各位想為香港好、為中國好而致力於做和事佬的人三思之。

第二，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所以香港市民非常支持普選要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的範圍內進行。可是，誰人在破壞《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呢？誰在這些檔之外又節外生枝地加插了其他東西呢？我看見建制派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地像念咒語般反復說：“支持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下實現普選”。那麼請問《基本法》和現有的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哪里說過“愛國愛港”？哪里說過“機構提名、集體意志”？把白紙黑字的法律裏沒有的東西硬說成是“字裏行間”有，或者“不言而喻”，隨心所欲地演繹《基本法》和現有的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這正正是今日中央和特區矛盾所在。筆者奉勸那些經常鸚鵡學舌般重複“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下實現普選”這句話的朋友們，好好研究一下，誰依法，誰不依法。有志調和兩地矛盾的中間派人士，如果不首先弄清楚矛盾所在，則其調和工作是難以有成的。

第三，我們爭取真正的、沒有篩選的普選，絕不僅僅為了獨善其身，而是為了中華民族未來能夠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我們今天接受了一個有篩選的所謂“普選”，那麼我們就是為“普選”下了一個錯誤的定義。根據我們的理解（也是上文引述的中共1944年的理解），普選是包括“選人”與“被選”的權利。如果我們接受“有篩選的普選”，那就等於接受只能選人不能被選的“不全面的選舉權”，這將為中國未來民主化投下重重的陰霾。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7月20日在深圳表示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並非終極方案，往後還可以改善，暗示港人應該「袋住先」，將來仍可以循序漸進發展政制和修改選舉辦法。此後「袋住先」的論調就甚囂塵上。所謂「袋住先」，實際上就是要我們接受“普選” = “不全面的選舉權”這個歪理。此例一開，恐怕將來中國的選舉也只能是“不全面的選舉權”。

走筆至此，我想向心懷好意的“中間派”朋友們推薦內地歷史學家章立凡發表在《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的文章《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他說：

基本法會不會變白皮書？“佔中”抗爭會不會導致“六四”重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愛情婚約，會不會在十七年後變白條？大陸的歷史經驗值得注意。

之後，他縷述了中共對人民的很多承諾都變成了“白條”的慘痛經驗後總結說：

政黨的生命力在於競爭。中共執政六十四年，卻一直致力於消滅競爭，同時消滅一切可能的競爭者。長期的一黨專政，使正常的政治競爭能力退化，全憑高壓維穩掌控權力；同時也失去了政黨的特質，蛻化成為一個政權。外無競爭的後果是黨內矛盾激化，殘酷的權力鬥爭周而復始。怕競爭、重 掌控的糾結心態，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選爭拗中進退失據的重要原因。從強調“全面管治權”到以宣佈“緊急狀態”相威脅，愈是恐懼政治競爭，就愈迷信暴力工具。。。若出於某種政治慣性，使威權超出《基本法》過多，越俎代庖又統又治，則香港前途堪虞。

這是內地學者替我們感到擔憂的。他們最熟悉中共，他們對我們的提點（如警惕承諾變白條、當“威權超出《基本法》過多，越俎代庖又統又治，則香港前途堪虞”等等），值得所有從善意出發的朋友們注意。



 2.

論選舉權——《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2日 ( 網上是簡體字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41462398.html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

本來，人民只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象中山先生所說：“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要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但是，假使人民連選舉權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談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幾千萬裡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加以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及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夠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少，則普選制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們所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就必須努力促使它有、爭取它能。

自然，這裡所謂“人民”，決不包括漢奸在內。因為這些東西，是全國人民的敵人，它本身已經不是“人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說：“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很明顯，能否享有民權，只看他是反對敵人、還是效忠敵人，而不是問他屬於哪個黨派、哪個集團。那麼，現在，應該被剝奪選舉權的，也就只是漢奸，而不是其它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漢奸，便應該剝奪他的選舉權，使他不能潛伏在“民國”之內，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

假使我們對漢奸給予選舉權，而對人民，則剝奪選舉權，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于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物件。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

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見於：笑蜀編《歷史的先聲》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版  第254頁

 

 

3.

友谷 《是不是代用品呢?》

 http://www.rocidea.com/roc-5746.aspx

 

   朝鮮義勇軍的宣傳員用電話向敵人堡壘里做政治宣傳，指出日本國內的貧窮的時候，敵兵很神氣地說：他身上穿著的正是前天剛發下的新軍衣。義勇軍同志馬上不客氣地追問：“那么細細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一問就把敵兵問得啞口無言(見二月六日本報三版，《朝鮮義勇軍》)。

　　這的確是非常厲害的追問，這樣的問題在別的場合，在別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為在這世界上的確有很多騙子在活動，所以我們必須這樣一步緊一步地追問。光是口頭說說空話，我們不能相信，必須追問：事實到底如何呢?縱然儼乎其然地拿出事實來，我們也還不能馬上相信，必須再追問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樣追問下去，才能揭破騙子的勾當，才能達到貨真價實的目的。

　　假如你遇見假充風雅的市儈，拿出周鼎漢器、唐宋真跡來給你鑒賞，而你存心掃一掃他的興的話，那么你不妨追問：“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貨認成了真的往往不過是受騙上當的人，這些假貨是從古董商手里買來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間里偷偷摸摸地偽裝假造，明天就拿出來眩示給人，說這是如何名貴的古物，對于這種騙子，我們應該嚴詞斥責：

　　不要拿代用品來騙人!

　　但假造古貨，不過是騙術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來騙人的!

　　 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見於：笑蜀《歷史的先聲》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版 第78頁

 

 

 

 

與《真普選和假普選》有關的網誌

 

 

五四，德先生，賽先生，去了哪裡？http://redyellowredyellow.blogspot.hk/2014/05/May4.html

 

基本法寫明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還想反口？http://redyellowredyellow.blogspot.hk/2014/02/hk-universal-suffrage-1.html

 

法治是什麼？

http://redyellowredyellow.blogspot.hk/2013/09/rule-of-law-2.html

 

樹林和法治

http://redyellowredyellow.blogspot.hk/2013/09/rule-of-law-fore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