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與趙蘿蕤

 

                                                 陳夢家與妻趙蘿蕤。





陳夢家是詩人和考古學家，與其妻趙蘿蕤1944年赴美國從事研究。

至1948年，他們都回到中國。

趙蘿蕤在燕京大學英語系任教，陳夢家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

                                                    芝加哥大學留影。

 

 

趙蘿蕤到芝加哥大學，研究專題是美國作家亨利 ‧ 詹姆士的小說。

未去之前，趙蘿蕤譯出艾略特的名詩《荒原》，誰會料到，翻譯者竟是這一位年輕的姑娘。

反右及文革時，夫妻同遭厄運。

文革浩刧後，陳夢家已死，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精神稍為恢復後，她譯出美国詩人惠特曼的長詩巨著《草葉集》。

 

 

 

 

 

 

近日購得《夢家詩集》，中華書局2006年7月第1版。

書後，附了1979年，陳夢家逝世12年後得到平反時，其妻趙蘿蕤寫的文章《憶夢家》。

 

 

 

 

文中趙蘿蕤寫陳夢家之死，只有一句：「1966年初夢家受了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與世長辭了，終年五十五歲。」

語焉不詳，心有餘悸。

後查閱王友琴之《文革受難者》，竟有三頁之多，原來早在1957年，陳夢家已被殘酷迫害。

 

一個「懷著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清華、燕京的解放」（趙蘿蕤《憶夢家》原文）的知識分子，

 

寫過如下詩句的新月詩人，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寫過《西周銅器斷代》專著的歷史學家，竟有如下悲慘的遭遇：

王友琴之《文革受難者》提到：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陳夢家被劃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他只是說過“文字改革應該慎重”。雖然考古和政治斗爭相距甚遠，考古界也對他進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

「1966年文革開始，他遭到批判，斗爭，被罰跪，被打，被侮辱，被關押。他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陳夢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殺。」

水滴在《萋萋葳蕤明明月——趙蘿蕤》提到：

「陳夢家的死，成為趙蘿蕤終身難愈的傷口。她無兒無女，從此孑然一身，那個從前彈得一手好鋼琴、能詩會文的玫瑰花苞女孩，如今是被剃了光頭遊街罰跪的反動學者。她的精神分裂症再次發作，久久纏繞並折磨著她。她的學生梅紹武、屠珍夫婦去安定醫院探望，其情甚為淒慘，令人潸然淚下。」

他們的厄運，
只是 64 年來，
萬千個案中其中一個而已。

 

 

 

參考資料：

 

1.

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之死
作者︰王友琴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big5/Chenmengjia.htm

 

陳夢家，男，1911年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開始，他遭到“批判”“斗爭”，被罰跪，被打，被侮辱，被關押。他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陳夢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殺。

1980年代以后，中國的相當一批年輕人重新發現和喜歡徐志摩的詩。在經歷了文革的野蠻、粗暴和殘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現輕盈精致的情感的詩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樣，陳夢家也同屬“新月詩人”－－一個由他們的文學雜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際的詩人群落。1931年，陳夢家編輯了一本《新月詩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詩作。書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詩，其中一首寫道︰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編《新月詩選》的時候陳夢家20歲。畢業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進而從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學者。他的學術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銅器斷代》（1955－1956）、《尚書通論》（1956）、《殷墟卜辭綜述》（1956），等等。

1940年代，他和妻子趙蘿蕤一起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三年。趙蘿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文學博士學位，研究專題是美國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說。他們回到中國后，趙蘿蕤在燕京大學英語系任教，陳夢家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

1951年，共產黨開始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授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揭發批判”別人。“思想改造運動”之后，又開始了“忠誠老實運動”，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歷史上作過的事情。被認為“態度惡劣”的人，還被“隔離反省”。

“忠誠老實運動”之后，就開始了所謂“院系調整”。大學重組。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都停辦。清華大學的文科系取消。陳夢家在清華大學受到猛烈“批判”后，離開學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陳夢家夫婦的朋友巫寧坤教授，也曾經在芝加哥大學留學，1951年從美國回到北京時，曾住在他們家中。他在199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燕園末日》中說，有一天燕京大學校園（即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園－－筆者注）裡的大喇叭廣播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聽到，說︰“這是1984來了。這么快。”《1984》是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寫于1949年的小說，預言了未來的極權社會的情景。但是陳夢家並沒有公開批評過共產黨及其推行的製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陳夢家被劃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他只是說過“文字改革應該慎重”。雖然考古和政治斗爭相距甚遠，考古界也對他進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萬知識份子被劃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經留學歐美的各種專家。上面寫到的巫寧坤教授也被劃成“右派份子”，並且被送到中國東北地區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北大荒”“勞動改造”。

劃成“右派份子”后，對陳夢家的懲罰是“降級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們來說，他受到的處罰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經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作踩水車等等。在那期間，發生了數千萬人被餓死的大飢餓。

文革開始，1966年8月，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爭”。他的家被抄。他們夫婦的住房被別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趕到一間本來是汽車庫的小破屋裡住。他的妻子兩次發病，但是送不進醫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陳夢家在被“斗爭”后，離開考古所，來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訴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這時，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蹤到來，在他的朋友家中，強按他跪在地上，大聲叱罵他。然后，這些人把他從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當天晚上，不準陳夢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進入了最嚴重的階段的日子。紅衛兵滿城到處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大街很近，穿過馬路就是中國美術館。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邊的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還用沸水澆燙被綁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兩位老年婦女。“象殺豬一樣。”鄰居說。被折磨的人們的淒厲的慘叫在夜空中回旋。鄰居們不忍聆聽，只好用枕頭捂上耳朵。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運走了尸體。

那天夜裡，陳夢家被關在考古所裡。他一定也聽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號。那時候，人被剝奪的已經遠遠不止是他所熱愛的詩歌和學術，也遠遠不止是人的體面和尊嚴。那時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剝奪生命，而且受到的對待其實比豬不如。在鄉下，豬養大了，請會殺豬的人來，通常一刀就殺死了，豬死以后，才用沸水澆燙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紅衛兵的八月殺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的，是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和棍棒以及各種折磨虐殺的，殺害的過程長達數小時甚至數日，于是這種殺害也更為殘酷更為痛苦。鄰居們用“殺豬一樣”來形容東廠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殺害，只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形容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和殘忍。

陳夢家在8月24日夜裡寫下遺書，服大量安眠藥片自殺。由于安眠藥量不足以致死，他沒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陰歷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時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對月思考了什么。他20歲的時候作詩說“新月張開一片風帆”，這是一個美麗的隱喻︰新月形如風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時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陳夢家又一次自殺。陳夢家自縊，死于1966年9月3日。

在陳夢家的兩次自殺之間，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打死；有數萬人被沒收財產並被驅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個工作單位建立的“勞改隊”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殘酷“斗爭”和侮辱后自殺。火葬場的焚尸爐日夜不熄，尸體依然堆積。所有被打死和自殺的人，當局一律不準留下骨灰。

在陳夢家死后兩天，1966年9月5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據說這份“簡報”寫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這份“簡報”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為“國家機密”保存，普通人和學者都無法知道其中還有什么內容。但是僅僅這個標題和死亡數字，就告訴我們，文革的所謂“累累”“戰果”，是無數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殘忍和恐怖，超過了《1984年》作者的預見。

陳夢家，是一個敏感的詩人，一個溫和的學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擊並失去選擇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劃成了“右派份子”，一個屬于“敵人”范疇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還有殘酷的身體摧殘。他已經遭受了兩次劫難，這第三次，也是最凶惡的一次，徹底毀滅了他。這是一個人的毀滅，也是一批象他一樣的人的群體－－文明中一個雖然很小卻很重要的群體的毀滅。

 

 

 

 

 

 

 

                                                           陳夢家手稿

 

 

 

 

 

 

 

 

                                                       趙蘿蕤十六歲

 

 

 

 

參考資料：

 

2.

 

萋萋葳蕤明明月——趙蘿蕤

 

作者：水滴

 

http://www.botanwang.com/node/14856

這張照片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燕京大學。照片上這對清新脫俗的璧人，男子叫陳夢家，新月派詩人、日後甲骨文、殷周銅器銘文、漢簡和古代文獻的研究專家；女子叫趙蘿蕤，未來著名的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錢穆先生曾在一本書裡提到，在抗戰初期的西南聯合大學：“同事陳夢家，先以新文學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味。”在他的印象裡，趙蘿蕤勤奮而多病，聯大圖書館所藏英文文學各書，幾乎無不閱覽，師生們“群推之”。一個是英俊倜儻的才子，一個是娟秀苗條的才女，雖處苦境，生命尤甜，後來，這對神仙眷侶從天上跌落人間，並到煉獄被淬煉了一遭。再後來，蒼藍的天空下，只剩了那個微弱的女人，踟躕著仰頭歎息：“我是誰呢？我竟走在這樣大的大空之下？……我的悲傷已經深了，但我相信天還是好的。”

 

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德清縣，有個叫新市的江南古鎮，1912民國元年，趙蘿蕤出生在鎮東的一所舊宅裡，這所舊宅處在一面街、一面河灘、一面桑園、一面祠堂的中間。出生三個月時，她被母親帶著離開了這裡，遷居蘇州，長到10歲，才初次回去探望。年輕時她自以為並無鄉愁，但是長大後，血脈骨髓裡流淌的想念便常常不請自來：灶台邊勞碌不休的祖母，天井裡的芍藥花台，花台石洞裡傳了三代的克蛇烏龜，琴條上龐大的藍瓷花瓶、銅屏和香爐，甚至祖父遺像上兩撇英挺的鬍子……

 

祖父忠厚豪邁，卻不善經商，家道逐漸中落。父親趙紫宸年少時上了教會學校，東吳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回國後擔任東吳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他給女兒取名蘿蕤，典自李白的詩——《古風》四十四：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

 

趙蘿蕤從小深得父親的鍾愛，常陪著父親一起散步。她在蘇州聖約翰堂附近的幼稚園玩了三年，七歲時，上景海女子師範學校一年級，開始學習英語和鋼琴，受到的完全是美國式的教育。趙紫宸由此擔心女兒失了古典中文的學養，課餘教授她“唐詩三百首”與“古文觀止”，教她唱歌般的吟誦。12歲那年，女作家蘇雪林來景海學校教國語，她重視寫作能力，趙蘿蕤的作文常受到雙行密圈的讚賞和鼓勵。由於父親的親自教學，她的語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老師讓她跳一級，直接升四年級讀書。到六年級時，她的語文成績被評為全校第一，甚至超過了高三年級的同學。

 

十幾年後，趙蘿蕤寫了一篇意識流的散文《演變》，如詩如夢地回想自己，從一個玫瑰花苞般的女孩開始的成長，她梳著四根小辮子，漸漸並成了三根甚或兩根；鑲著紅綠花邊的褲腳，換成了垂及地面的長袍；美麗的辮子改為一根，再一把剪去，成了蓬鬆整齊的短髮。

 

10歲時，祖父問她：你將來想得一個什麼學位？趙蘿蕤說：我只想當一個什麼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

 

1926年趙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院長一職，全家遷往北京。14歲的趙蘿蕤從初一直接考入高二，本來可以讀高三的，但趙紫宸不允許，說她太小了。一連跳了好幾級的她苦不堪言，因為數理化不行，於是一年中其他功課不念，專攻數學，總算得了及格六十分。

 

1928年，十六歲的趙蘿蕤，憑藉出色拔尖的語言能力，考上了燕京大學中文系。那時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有郭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人。但是到她讀完二年級，教授英國文學的美國老師包貴思找她去談話，勸她改學英國文學。她的理由是，既然酷愛文學，就應該擴大眼界，不應只學中文。征得父親同意後，趙蘿蕤轉系改學英國文學，從此奠定了她一生研究的方向。“那時的學校是很自由的，學生除上課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我酷愛讀小說，便從父親的藏書中選讀了狄更斯、薩克雷、哈代的小說，家裡沒有的就到圖書館去借。後來桑美德教授開了一門小說課，我選修了，但是她要求讀的小說，我差不多都已讀過。在大學的四年中，我選了多門音樂課，並繼續學彈鋼琴。”

 

在燕京大學，趙蘿蕤是同年級同學中年紀最小的一個，她在朗潤園的草坪上演出莎士比亞的名劇《皆大歡喜》，扮演女扮男裝的羅莎林，清華外文研究院的葉公超先生也來看，有人當場指著說：“喏，那就是他！”這個“他”即將成為對她影響深遠的導師，而她此時但聞其名，不認識這位元才華出眾的大學者。

 

她是外號林黛玉的燕大才女，從來不乏追求者的校花，卻單單看中了陳夢家。陳夢家年少成名，師從徐志摩和聞一多，不到二十歲就出版了《夢家詩集》，已是新月派的重要詩人；他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卻一天律師也沒有做過，1932年，陳夢家來到趙紫宸任院長的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就讀，趙蘿蕤由此遇見了她的真命天子。有人問過她：“你是喜歡詩人麼？”

 

就在這一年，年僅20歲的趙蘿蕤大學畢業。父親說：“怎麼辦呢，還是上學吧。清華大學就在隔壁，去試試考一考。那裡有個外國文學研究院。”清華外文研究院的招生，除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趙蘿蕤法語及格了，德語卻是零分，靠著英語的一百分，吳宓先生說：“行，德語等入學後再補吧。”於是她被錄取了，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楊絳先生的書裡也說：“我和比我高一級的趙蘿蕤，都是獲得獎學金的”。趙蘿蕤得意地對父親說：“我不用花你的錢了。”她想著，清華的小灶食堂一個月才花費6元，因此每月還能餘24元零花呢。趙紫宸對愛女頗有寄望，填了一闋《沁園春》，言詞諄諄：


「為汝題箋，有兩三言，記取在心：看雲寰寥廓，人生奧秘，無窮美醜，盡是經綸；飽挹朝霞，閑餐沆瀣，宇宙莊嚴持此身。青年志，要思超萬象，筆掃千人。能真稟度貞醇，處濁世獨高不染塵。念益友堪導，良師易得，弦歌繼永，緗帖橫陳；史續班門，經傳伏女，女子而今不效顰。論詩句，更吾家雛鳳，迴響清新。」

 

趙蘿蕤在清華三年，盡得名師教導：吳宓先生的“中西詩比較”，葉公超先生的“文藝理論”，美國老師溫德教授的法國文學課：司湯達、波德賴爾等……還跟英國老師讀了英意對照的但丁《神曲》。

 

當初她在燕大讀書時，就常為聞一多創辦的《學文》雜誌翻譯外國文藝理論，當清華研究生的三年級時，戴望舒約她翻譯艾略特的長詩《荒原》，這是現代西方詩歌的一座里程碑。這首以晦澀難懂、徵引淵博著稱的現代派長詩，引用了33個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種歌曲，引入36種（包括梵文）外國語……全詩5章400多行，詩作一問世即在世界文壇產生了重大影響，溫源甯、卞之琳、葉公超等學者早就關注了艾略特的作品，趙蘿蕤卻不辱使命，將它傳神地翻譯了出來；她的“譯者注”得益于美籍教授溫德先生，而葉公超先生為她寫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言。趙蘿蕤猜測葉教授是個不怎麼備課的先生，憑著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一目十行，沒有哪本書的內容他不知道。”多年後，她反省了自己年少時的狂妄：“很可能葉老師的體會要深得多，他透徹說明了內容和技巧的要點與特點，談到了艾略特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青年中的影響與地位，又將某些技法與中國的唐宋詩比較。我在請他寫序時他說：‘要不要提你幾句？’我那時年少無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現在想起來多麼愚蠢。”

 

《荒原》中譯本的發表，使趙蘿蕤一舉成名，但很少人知道，這位功力深厚的翻譯者，竟是一位年輕的姑娘。當時邢光祖先生評論說：“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上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則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清華時期的趙蘿蕤自稱是個拘謹怕羞的姑娘，嚴肅安分得像座山一樣，但她也是一個陷入熱戀的女孩，此時的陳夢家已轉學古文字學，是容庚教授的研究生，錢穆先生回憶：“余在北平燕大兼課，夢家亦來選課，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龜甲文。”一個是名士做派的不羈才子，一個是才貌雙全的名門閨秀，他倆如何戀愛，戀愛的經過渺無流傳，只有趙紫宸在1935年4月9日給女兒的一封信中，寫到了他們的婚事：“我認識夢家是一個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兒是有志氣的。我不怕人言。你們要文定，就自己去辦；我覺得儀式並不能加增什麼。”儀式果然很簡單，1936年1月，陳夢家和趙蘿蕤結婚，婚禮于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辦公室舉行。

 

葉公超先生給他們送了賀禮：一個可作燈具的朱紅色的大瓷瓶，矮矮的一個單人沙發床，一套帶著硬殼的哈代偉大詩劇《統治者》。婚後，夫婦倆住進了燕大校旁王世襄家一個20多畝的大園子，這位日後的文物大家，自稱當年考入燕大，是個玩得“昏天黑地、業荒於嬉的頑皮學生，他和陳趙兩位晨夕相見，漸漸熟識。晚年的趙蘿蕤和王世襄笑談當年一樁公案：有一個深夜，聽到園外有人叫門，聲音嘈雜，把她和陳夢家嚇壞了，以為有強人到來。接著聽到一連串的疾行聲、噓氣聲，隨即寂然。過了半晌，覺得沒有出事，才敢入睡。原來正是王世襄和一幫人牽了四條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曉歸來，園丁睡著了，無人應門，只好越牆而入。

 

1935年，趙蘿蕤從清華研究生畢業，轉入西語系任助教，陳夢家在燕京大學做了兩年研究生後也留校當助教，發表一系列學術文章，開始了他的學者生涯。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大舉入侵，陳夢家離開北京，由聞一多先生推薦，到長沙清華大學教授國文，那時清華已在長沙，是臨時大學的一部分。1938年春天，臨時大學遷到昆明，夫婦兩人便從長沙到香港，再由香港輾轉到西南聯大。《吳宓日記》中記載：由香港至越南海防的輪船上，由海防到昆明的火車上，吳宓和昔日弟子趙蘿蕤夫婦同行，一路相談英國文學。

 

西南聯大雖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但仍遵循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於是她選擇了退守家庭操持家務：“我是老腦筋，妻子理應為丈夫作出犧牲。”在《一鍋焦飯一鍋焦肉》一文中，她描述了初到昆明的狼狽生活，不會煮飯：先是煮出焦飯，繼而又煮出爛飯。1939年開始，她陸續在雲南大學和雲大附中教書，同時翻譯了義大利作家西洛內的反法西斯小說《死了的山村》。在香港《大公報》等一些報刊上，她發表了不少文章，有的氤氳詩意，有的趣味盎然，有的苦中作樂，這些文字含蓄、夢幻、餘韻不絕，議論裡充滿智慧的俏皮，充滿了趙蘿蕤的個人魅力。其實早在1936年，想當個非“新月派”的理性詩人的趙蘿蕤就發表了《中秋月有華》：

 

何以今天我看見月亮，多半是假的，何以這樣圓，圓得無一彎棱角。

這圓滿，卻並不流出來，在含蘊的端詳中，宛如慈悲女佛。

豈不是月外月，月外還有一道光，萬般的燦爛還是圓滿的自亮。

靜靜的我望著，實在分不出真假，我越往真裡想，越覺得是假。

 

而流亡的此時，充滿了詩人氣質的趙蘿蕤，自稱把靈魂交了出去，每日裡不過是燒水洗衣，淘米做飯，在《一個忙人》和《廚房怨》中，她把“靈魂交了出去”的日子寫得煞是好看，詩一般的行文只見幽默不見悲傷：“一早起來蓬頭散髮就得上廚房”，“沒有一本書不在最要緊處被打斷，沒有一段話不在半中腰就告辭。偶有所思則頭無暇及緒，有所感須頓時移向鍋火。寫信時每一句話都為沸水的支察所驚破，縫補時每一針裁都要留下重拾的記認”。“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柴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

 

更令人驚歎的是，到寫《龍泉雜記》時，從小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她，已然成為大廚一名，“老闆娘”一名，來訪的客人對她的手藝交口稱讚，她並親自開闢了一個大菜園子，赤著腳挽著袖子施起了大糞，種出了黃瓜、刀豆、辣椒、絲瓜、茄子和亭亭玉立的番茄。她早上放雞喂米，中午和陳夢家一起午飯，“飯後洗碗只消一刻鐘，讓給先生去服勞，一點半拔腳赴校連吊兩個小時嗓子”，她教課認真，務必使盡方法讓學生得窺“眾妙之門”，回家後的晚上，又在菜園子後的屋舍裡寫作直至中夜。彈了二十年鋼琴的手，何曾料會發生如此大的改變，她甚至寫道：若有小偷膽敢越入，她將毫不猶豫報以拳腳相加。

 

抗戰勝利前夕，由於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和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的介紹，陳夢家聯繫了到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古文字學的工作，1944年秋，夫婦倆飛越喜馬拉雅山，經過印度，再轉乘船18天，到達芝加哥大學。在此，趙蘿蕤開啟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四年：當時芝加哥大學的英語系正值全盛時期，堪稱全美第一流，世界知名的克萊恩教授開設理論與實踐一課，領導著當時的“芝加哥學派”(或稱“新亞里斯多德學派”)。當時的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維爾特教授是趙蘿蕤在清華外文所的老師溫德先生的好友，溫德曾向他介紹過這名得意門生，維爾特教授問她，打算學三年還是四年：“若是你跳過碩士學位這一關，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學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這一時刻，她想起了10歲那年對祖父和的誇口：“我只想當一個什麼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她猶豫了，夢家則竭力說服妻子：“一定要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她對維爾特教授說，那還是四年吧，還是想多學一點。

 

師從各位名家，使趙蘿蕤收穫良多，她一生的嚴謹學風和學院派的扎實功底獲益於此。以克萊恩教授的文藝理論課為例，他不但學識淵博，講解精湛，而且每一命題必反復舉例，詳細剖析，要求學生每週交一篇學習心得。趙蘿蕤50年後回顧這段治學經歷，“若我的學識還有起碼的深度的話，得益於克萊恩教授的啟迪與諄諄教誨。”對這位教授的課，有著同樣深刻感受的中國留學生還有周玨良、巫甯坤、查良錚(穆旦)。

 

她在就讀第四年時決定專修美國文學。芝大是最早開設美國文學課的大學，她對美國小說家享利 ‧ 詹姆斯的作品深感興趣，讀了他的幾乎全部作品，在紐約十四街、費城、波士頓的舊書店搜集了數目可觀的詹姆斯的各種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的夏天，陳夢家在哈佛大學見到了回美國探親的艾略特。艾略特請趙蘿蕤在哈佛俱樂部晚餐，詩人即席朗誦了《四個四重奏》的片段，並且在她帶去的兩本書《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上簽名留念，在其中一本上題寫了：“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

 

陳夢家在芝加哥教授古文字學的合同只有一年，但他赴美的最主要目標是要編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青銅器圖錄。第二年開始，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整理收集一切可以找到的資料，編寫龐大的流落美國的中國銅器圖錄。1947年，他前往歐洲，出入貴族王侯之家，走遍藏有銅器的博物館，收集一切中國青銅器的資料。完成這些工作後，他返回芝加哥打點行裝，羅氏基金會邀請他永久留在美國，但他毫不猶豫地表示要如期回國，回到清華。

 

在美國留學的幾年，是趙蘿蕤如饑似渴、如魚得水的日子。夫婦倆參觀了很多博物館，聽了大量的音樂會：無論是交響樂、器樂還是歌劇，以至回國的行李中裝滿書籍和唱片，餘款只夠用回程的費用。1948年冬天，在陳夢家回國一年以後，趙蘿蕤完成研究亨利 ‧ 詹姆斯小說的博士論文，通過了答辯，原定第二年6月在洛克菲勒教堂接受博士學位，但這時平、津局勢緊張，她很擔心戰事發展以致學成不能回國，毅然決定在當年年底以前不顧一切兼程回國。

 

美國碼頭工人在鬧罷工，好不容易等到罷工結束，她搭乘第一條運兵船離開西海岸，登船的一刹那聽到廣播：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已經解放，傅作義部隊陷入重圍。這條叫做梅格斯將軍號的船隻，於1948年的最後一天泊進了上海港。此時去北京的火車與海輪已停駛，趙蘿蕤找到在昆明居住時熟識的歐亞航空公司經理查阜西先生，請他幫忙想辦法，果然，有一架給傅作義部隊運糧食的飛機正要飛往北京。她搭上這架沒座位的簡陋飛行器，在北京天壇的柏樹叢中降落，過天津時解放軍的高射炮曾向飛機射擊，好在最終平安抵達。沒有扶梯可以下機，找一個帶著鐵鉤的竹梯鉤在機門口，但離地還有一米多，再找兩床棉被鋪到地面，然後縱身一跳，進了圍城後的北平城。她在西南聯大八年中結識的老朋友家中輪流居住，到騎河樓清華辦事處托人帶信給陳夢家，說已平安抵京，哪天開城門，哪天就去接她回家。三周後，城門開了，北京和平解放，她就這樣回到了清華園，回到了燕京大學即將任職的母校。

 

北大也邀請她任教，可是趙蘿蕤認為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更需要自己。不久，朝鮮戰事爆發，美國教授們紛紛回國，蘿蕤接任系主任。她滿懷憧憬地要打造一個強大的英語教授陣容，因為師資不足，她電邀芝大正在讀博士的小師弟巫甯坤回國共事。

 

1951年8月，巫寧坤回到北京，這位芝大留學生們的“大姐”親往前門火車站迎接，他不無好奇地看到，分別兩年，趙蘿蕤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落落大方的西服，眼前的她卻穿了皺巴巴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猛一看人顯得有些憔悴，但風度不減當年。

 

巫甯坤被趙蘿蕤接到家中暫住：“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傢俱，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里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原來，3年前趙蘿蕤決定提前回國，陳夢家為迎接妻子，幾乎每個週末都去城裡的古舊傢俱店尋覓合適的物件，朗潤園家中擺的這些精緻的明式傢俱就是他這個時期淘來的寶貝。這批明代傢俱，在當時的北京乃至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王世襄先生在《懷念夢家》一文中寫到，“夢家此時已有鴻篇巨著問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買我買不起的傢俱。”

 

不料幾個月之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市委工作組進駐燕園，趙蘿蕤的父親趙紫宸被師生們批鬥，並被要求“劃清界限”，陳夢家也在清華大學遭受猛烈批判。作為西語系系主任，趙蘿蕤要為自己書生氣十足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工作中“重業務，輕政治”的錯誤領導作沒完沒了的檢討，內心的種種煎熬讓她幾個月內憔悴了很多。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司徒雷登先生創辦的燕京大學壽終正寢，她去見巫甯坤，向他傳達本系教師分配情況：五名教授中，她和其餘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巫寧坤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當初她讓小師弟放棄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萬里來歸，如今卻只能無奈地任他離去，她腦海中的藍圖，在燕大建立一個芝加哥大學般強大的英語教授陣容的信念，也化為泡影。在這之後，在燕京大學的校園裡，趙蘿蕤成了新北京大學西語系的教授。

 

大學院系調整之後，陳夢家被分配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陳夢家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了一所寬敞的大房子（這所房子是王世襄舅父所遺留），他的寢室及書房裡面擺了搜集來的明代傢俱，他把一大一小兩張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各種需要不時翻閱的圖籍、稿本和文具、檯燈，這段研究學問的日子，是陳夢家人生中最後一段安靜的歲月，多年以後，王世襄著文《懷念夢家》，緬懷與老友這期間的交往：他倆同好搜集明式傢俱，經常串門，王家傢俱亂放，來客隨意搬動隨便坐，陳家的交椅前卻攔上紅繩，不許碰，更不許坐，王世襄笑他：“比博物館還博物館”。

 

1957年，不贊成廢除繁體字的陳夢家，被打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他被“降級使用”，喪失了發表學術論著的權力，蘿蕤受此打擊，一度精神分裂，經治療出院後，才恢復了工作。1960年，她參與主編中宣部委託編寫的《歐洲文學史》，這本書在恢復高考後，成為了大學的通用課本，堪稱歷久不衰的精品教材。當時她已是二級教授，全國的二級女教授僅有兩位，而外研社開會時，她總是靜靜地聽著，很少說話。助教葉廷芳曾去錢糧胡同19號看望他們，趙蘿蕤特地請她吃了浙江老家的梅乾菜燒肉，葉廷芳後來寫道：“陳先生非常隨和、親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對什麼話題都輕輕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涼的，而我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顯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撫慰。”

六十年代初，是政治氣候的“小陽春”，陳夢家被調回考古所，著作《漢簡綴述》也得以出版，他又可以潛心於研究了，趙蘿蕤往往深夜醒來，還看到他伏案疾書的燈光。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炎熱的八月裡，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鬥，他們的家被抄，住房被別人占了，他和趙蘿蕤被趕到一間本來是汽車庫的小破屋裡住。趙蘿蕤受此刺激，兩次發病，但無法被送去醫院。8月24日晚，陳夢家在被鬥後離開考古所，來到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對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這時，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蹤過來，強按他跪在地上，大聲叱駡他，然後，這些人又把他押回考古所，不准他回家。當天夜裡，陳夢家寫下遺書，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藥量不足以致他死地，他被送往醫院搶救，幾天以後，陳夢家再次自殺，這次死於自縊，死時年僅五十五歲。他和許多遭到同樣厄運的知識份子，無法忍受尊嚴被踐踏如泥，故此選擇了毀滅自己，作為一個頂尖的學者，他將上千萬字的著作和兩百萬字的未完成稿留在了人間。

 

陳夢家的死，成為趙蘿蕤終身難愈的傷口。她無兒無女，從此孑然一身，那個從前彈得一手好鋼琴、能詩會文的玫瑰花苞女孩，如今是被剃了光頭遊街罰跪的反動學者。她的精神分裂症再次發作，久久纏繞並折磨著她。她的學生梅紹武、屠珍夫婦去安定醫院探望，“其情甚為淒慘，令人潸然淚下”。但是十年浩劫中，人間苦難何止她一家，當年從燕大調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語教授中，三位都死於了非命，趙蘿蕤竟算是劫後餘生了，如此說來，她在文革中被紅衛兵付之一炬的大量詩稿，被沒收的錢糧胡同的家，心愛的斯坦威鋼琴，陳夢家精心搜集的古籍字畫和明代傢俱，不過是狂風驟雨中被刮倒的花草、凋零的落葉罷了。

 

文革結束後，趙蘿蕤精神逐漸恢復正常。1978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舉行了陳夢家先生的追悼會，給予他高度評價。趙蘿蕤也重新執教，1983年開始擔任博士生導師，她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導師。現在她住在父母生前居住的美術館後街22號這座歷史悠久的四合院內，開始投入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巨著《草葉集》的翻譯工作，她的臥室兼書房裡，有一張小床、一張小書桌、兩三把椅子，她伏在那張小書桌上，研究和惠特曼有關的一切作品，這一伏案就是整整十二年。從前她總對陳夢家說：“人的精力只有那麼多，看書就要看偉大的書。”，她借著去美國探親的機會，到國會圖書館查閱惠特曼的手稿，終於完成了全部的翻譯。1991年，幾易其稿、帶有大量注釋的《草葉集》全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它的問世在學術界反響很大。1988年2月16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對趙蘿蕤的長篇報導，引起美國研究惠特曼的學者們極大的興趣。《紐約時報》評論道：“一位中國學者竟能如此執著而雄心勃勃地移譯我們這位主張人人平等的偉大民族詩人的作品，真使我們驚訝不已。”為了表彰她畢生獻身文學研究和教學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學邀請趙蘿蕤博士回母校參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動，授予她“專業成就獎”。

 

回到北京的巫甯坤，重新見到了她，坐在她那間書房兼臥室的“會客室”裡，說：真是“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她對經歷的苦難，隻字不提，巫寧坤寫道：“這讓我想起黃永玉形容表叔沈從文，‘眼見他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也不哼一聲’。”“我知道她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藥，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時抽搐，便問她否可以減少劑量。她的臉立刻變色，質問我：‘你要讓我犯病嗎？’”對於將尊嚴看得無比崇高的知識份子來說，倖存下來，是比死去更加艱難的事吧。中華書局決定出版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與趙蘿蕤商量出版事宜，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笑：“我又能拿稿費了！”過了一會兒又傷心的大哭不止。

 

晚年的趙蘿蕤腦血管硬化，視力衰弱，她一輩子酷愛讀書，卻不得不遵醫囑節制用眼，最大的享受便是坐在屋子裡傾聽西方的古典音樂；作為外國文學界的專家，她也積極參加多種學術活動，接受國內外的採訪；而每年清明，她要祭奠兩個人，一個是夢家，一個是父親。“夢家死時連骨灰也沒有留下，所以我只能是在心裡悼念一番。”

 

1985年香港出版王世襄的《明式傢俱珍賞》。在拍攝的幾個月中，他和老木工、攝影師和工作人員，一次次到趙蘿蕤居住的美術館後街22號，征得她同意，把劫後發還的明代傢俱逐件搬到院中，擦抹乾淨後拍照。每搬一件，他都想起當年的往事，故物猶存，哲人雲逝，悲從中來，不能自已。書成，扉頁印上十一字：“謹以此冊紀念陳夢家先生”。

 

明式傢俱及若干老古董都見了天日，文革中占住她西屋的那戶人家也終於搬走了。趙蘿蕤搬回了原先的屋子，並按原樣恢復了舊貌。1993年5月7日趙蘿蕤生日，《讀書》的編輯揚之水去為她做壽，記下了當日所見：“迎面右邊的牆上，就掛著漢瓦。臥室門楣上，則是一幅明人張路的山水。工作間兼書房的書架上，是古陶片、漢代銅鏡、薄胎漆器等。又給我看了一部明版《三保太監下西洋》，上面有康生的題字和名印——是‘文革’時被抄去，後又發還的。康生所題略為：刻得甚佳，圖亦不惡，惟內容實劣。”“庭院中，數叢高大的月季‘樹’，是當年蘿蕤師父母手植，多年來不曾剪枝，所以長得高齊屋簷。北屋門前的一叢，已開滿了紅的黃的花。”

 

1998年的元旦，趙蘿蕤走完了八十六年的人生。四年後，那所身處鬧市而幽靜的四合院，“集建築、人文、文物價值於一身”的文物古建，遭受了在推土機下被強拆的命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陳子善先生珍藏了趙蘿蕤曾經寄來的信件，信封上手寫的位址成為了一個巨大的諷刺：這是一個多麼善於丟棄和遺忘的民族……幸運的是，不能忘卻的人們還有一個默默緬懷的去處——-上海博物館的明清家居館，陳夢家當年的搜羅的精品，安詳地有了歸處，後人從中或可遙想一番當年朗潤園和錢糧胡同的書香光景。

 

“人活在世界上悲痛固多於喜歡，但一切悲灰都有止境，只有在有限承迎無限的時候，卻永無止境。時光短促，藝術悠長，這使我永興起可憫的憾恨。因此我暫時考慮將涓滴的寂寞，伸入洋海的淡忘……”斯人已去，讓趙蘿蕤寫過的這段話，來照應她的一生吧，悲傷已經深了，明月依然好，當空懸照……

 

 

 

 

 

                                                       趙蘿蕤手稿

 

 

 

 

 

 

 

                                  左起：陳夢家、趙蘿蕤、陳夢家之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