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四位學者的命運

 

在大陸，
王振民、朱蘇力，
諶洪果、張維迎，
前二者與後二者，
有不同的命運。

前二者，
王振民、朱蘇力，
雖然兩人意見相左，
但卻同時獲得網絡大開綠燈，
文章熱爆。

後者，
諶洪果被迫黯然辭職。
至於張維迎，
則演講稿被刪除，
微博、博客同時被刪號禁言。

王振民是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
朱蘇力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前院長。
為什麼會被極權「疼愛」？

諶洪果是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
張維迎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
為什麼會被極權「痛恨」？

答案不難估到。
下面幾篇附件，
有詳細的介紹，
細節值得一看。

簡單來說，
極權「疼愛」食客，
尤其是學者，
他們都說一定要一黨專政，
啱聽，
也叫大家聽。

極權「痛恨」諍友，
尤其是學者，
他們說獨立的精神、自由的心，
說反思想的壟斷，
說想做一個保持獨立和說說真話的個體，
不得了，
是異端邪說！

2014年最新的宣傳口號是，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篇章」。

可是，
只要食客，
實在後果堪虞，
美好的夢想無法實現，
始終都是夢，
甚至，
異化成
惡夢。

附件：

1

盡論中國：
看北京叫獸如何反民主

作者：李平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40107/18581988

內地財經網昨日刊登了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圖）、北京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朱蘇力早前有關中國法治的論述，由於兩人觀點相左，有揭開北大、清華的法學院大戰之態，隨即熱爆網絡。但細讀兩人文章，總覺得他們一個是反民主多過維護法治，一個是反法治多過維護市場經濟，最終結論無非是要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

「法治要早過民主」

王振民認為，千萬不能法治還沒有建立就搞起民主，越民主、越繁榮，就越是災難。在王教授眼中，莫非獨裁政府可以建立法治？民主選舉要等政府套上鳥籠？難怪曾擔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王振民，上月訪港時宣稱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很自然的要求，漠視有篩選的選舉並不符普選原則。

朱蘇力認為，社會轉型期不能過份迷信法治，法律改革實際上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作為支撐，而且社會穩定之後，法律才能穩定。在朱教授眼中，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不能迷信法治，莫非要迷信政府？

北京兩大學府的權威法學專家，對法治是否優先的觀點貌似對立，但結論同樣指向維護執政當局的權威。一個強調法治要早過民主，即現時中國不適宜實行民主；一個強調不能迷信法治，即現時中國不適宜實行法治。結論就是：中國現時既不適宜搞法治，也不適宜搞民主，只能維持一黨專政、維持黨大於法的現狀。一個是捧哏，一個是逗哏，難怪被稱作「叫獸」。

 

 

 

 

 

 

 

 

 

 

 2

反思想壟斷　經濟學家被封殺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1219/18557263

 

「有一個壟斷我們必須反，這就是思想的壟斷，這種壟斷對人類的損害是災難性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張維迎日前領取「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時，發表精采演說劍指政府。話音未落，這篇演講稿迅速被刪除，而他的微博、博客同時被刪號禁言。

張維迎教授前日在「2014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說，經濟學家的任務是通過研究改變觀念，使人們能更好地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心。他提到「計劃經濟」帶來多重災難、「好多出於利益的行為經常打着觀念的旗號」以及「我們真正需要的反壟斷只有一種，這就是政府強加的壟斷，因為自由競爭不會產生持久的、真正的壟斷。」

他特別強調必須反「思想的壟斷」：「也就是有一種思想要主導一切，要統治一切，使我們沒有辦法去跟它競爭」。

他舉例說孔子在世時他的思想並不被各國的君主所認同，但當時的各國的君主並沒有封殺他的「微博」（發言途徑），所以他的思想仍然能夠傳播開來。到了秦始皇的時代，不僅封殺了儒家的「微博」，甚至把他們的粉絲都殺掉了，由此導致了巨大的災難。

這篇處處有骨的感言，在內地互聯網上被全面封殺，甚至網易也被迫撤下，而張維迎的新浪微博被銷號，鳳凰、網易博客全被關。有評論指恰是張所反對的思想壟斷的實證。

3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在微博發佈的《辭職公開聲明》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932246-1.shtml

親愛的西北政法大學的學生和校友們、尊敬的西北政法大學的領導和同事們：

請寬容我公開發表辭職聲明。

20多天前，我因去香港中文大學開學術會議，去機場路上突遭學校原因不明的勸阻。我堅持前往，出境和會議一切順利。回來後，我被學校以“找人代課違反教學紀律”為由，予以通報批評處分。對於這一處分，我完全接受。我很感激黃興超律師為我的學生奉獻的精彩課堂，學生大贊受益，令我無比欣慰。以前每學期，我照例總會請幾個校外知名學者律師到我課堂上給學生開闊視野。我承認這是違反文本上的教學紀律的，但我只好如此，甘願受罰。我從來沒有借此懈怠正常教學，反倒是除了課堂上盡職盡責，願意多加課時之外，還常常以讀書會、沙龍講座、參與學生社團活動、書信網路深入交流等方式，和學生在一起。這沒什麼好炫耀的，不過是我作為教師最大的本分和樂趣而已。我問心無愧。

更嚴重的是，香港開會回來，我卻被吊銷了港澳通行證，令我錯愕不解。我數次去相關部門查詢、提供書面說明並申請恢復，皆無果。後得知學校也配合提供了一份材料，說我當時辦理通行證的簽字手續不全。嚴格說來，這是事實。8月份辦證時恰逢暑假，只口頭給一位副院長打了招呼，然後去黨政辦蓋了校領導簽章，開學後又因教學事務繁忙而沒及時補上表格。但我認為這一點並非註銷通行證的理由，因為它只屬程式瑕疵，我並沒有偽造任何身份證明。在港期間，我也無任何違法犯罪言行。此次內地同去香港開會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數個高校的教授，他們皆沒遭遇如此待遇。

但我仍然儘量理解這一處理決定。作為妥協，我一方面接受這一後果，另一方面提出：既然上次我手續不全，那麼這次我便嚴格按照程式要求申請補辦吧。剛好我也需要辦理一個因私護照，於是便提出了正式申請。沒想到處處遭遇推脫。連續一周，一天數次，從早到晚，我往返於學院、職能部門、黨政辦、校長辦公室、書記辦公室，甚至相關領導家門口，費盡心思口舌，主動溝通交流。每個人都態度很好，沒有人拒絕說你不能申請，卻也沒任何人說你可以辦理。我反復申明，假如我因違法犯罪或政治問題而進入禁止出入境名單，或是有上面的禁令，我絕不會為難學校。但既然我是合法公民，既然所有教師都能辦理，為什麼我就不能？一切按規則辦事，誰到底能擔多大的責任呢？沒有任何實質回應，沒有下文，反復告訴我的就是類似的話：洪果，算了吧，聽我的，從長計議，別想太多，等等。

上週四早晨，我又一次與學院的張書記和王院長交涉。他們是非常關心我的領導，也是非常瞭解我的師友。一個多小時，我們已沒法再重複說過多次的話，三個人坐在那裏，無奈地你歎一口氣我歎一口氣。我知道再無任何結局，流著淚，黯然走在霧霾籠罩的冰冷操場上。就在頭一天，我給即將上任的校黨委書記發短信說，我願意配合學校今後一切的和諧穩定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訴求時，我甚至有過向領導下跪的衝動。我終於理解了那些訪民，他們居無定所，一次一次地，傾盡所有家當，賭上整個人生，只為了徒勞無助地、毫無結果地討個說法；我還想到了這學期給學生講的卡夫卡筆下的K，在三十歲生日那天受到莫名其妙的追訴，從此不由自主捲入根本不知何罪的起訴，每個人都很關心他的處境，但總是使他徘徊於法律的門前，他從開初的理直氣壯慢慢被消耗得疲軟無力，直到31歲生日那天，不明不白地，像狗一樣地被處死。

在這期間還遇到另外兩件事情。12月初，我按之前的安排，應邀去外面一所大學作有關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司法改革問題的講座，卻再次遇到莫名的追問阻撓，但我當時還是堅持去了，無奈地想這次又該剝奪我怎樣的出行權。講座的內容全程有視頻可公開，完全屬於正常的建設性的學術探討。而在上一周某個晚上，有學生社團邀請我跟大一學生聊聊如何讀書和過好大學生活的問題，學生有前車之鑒，怕申請遇到麻煩，於是提前占上一個空閒教室，然後才通知我前往。我和本校學生進行這種本是光明正大的學習交流，如今都得如此偷偷摸摸進行，甚至還有學生因擔憂我政治敏感而不敢前來。作為一介普通教師和文弱書生，我為自己的這一被政治化的形象而感到悲涼。

這些年，我在大學裏做了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熱衷於教學相長的活動，以各種方式和學生互動交流；不過是堅持請一些學者律師到學校講座，滿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學生的知識渴求；不過是堅持和學生開展讀書討論會，而公開正當坦然地做出過抗爭；不過是就學校一些具體的有違大學法治精神的規定和做法，提出過就事論事的建設性批評。我一向堅守理性、善意、坦誠的原則，堅守學術獨立、師生平等、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這些年來，我發表過一些公開言說，卻都是從學術專業的視角出發；我做出過一些底線抗爭，但從沒能力並且也本能地拒絕成為一個鬥士。我只是一個想保持獨立和說說真話的個體，只是一個想好好上上課看看書寫寫文字的學者。

然而，我的路卻越走越窄，進行教學探索和學術交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我心目中的並且也身體力行的美好大學，就是學術的自由、開放與包容。我的各種行為選擇，包括我兩年前宣佈拒絕參與評審教授，都是從這一原則出發。我喜歡面對學生各種嚴肅的批判和質疑，享受與青年學子探討知識和人生的狀態。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個性、風格和自我規劃，所以也從不認為自己的觀點論證是正確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當的。但是，多樣性無比重要，我為這所大學提供的僅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這是自我的獨立，不是標新立異，不是自以為是，它僅僅代表著我願意的生活。

我也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在讀書會受阻期間，我說過，我熱愛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也從來不會反黨反政府。體制就是你願意不願意，它都在那裏。體制支配著你的全部生活，卻又看不見摸不著，有什麼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對對抗又能有什麼意義和結果？到哪不都一樣嗎？我因此從來不對此抱以期望和行動。然而，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你能改變的只有你自己。正因為哪裏都一樣，所以到哪裏，我都有權為自己保留一點點獨立自由尊嚴的空間，那是我珍愛的精神家園。所以，與拒絕單一化的大學相對應，我也拒絕被體制化和規訓化的生活，我選擇不參與一些體制內的遊戲，卻也願意在體制下進行一些有益的推動合作。但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覺與體制保持某種獨立和距離，這種姿態，難道能叫反體制，跟體制過不去嗎？我不喜歡那種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維。

是的，我害怕被體制化，為自己在這次爭取基本權利的過程中幾欲下跪而後怕。這是我想要辭職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過與各種層次的領導、管理者們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雙方的自說自話及溝通障礙，我才深味體制化力量的強大。那是一種每個人都對你很好、都在盡職盡責、都很無奈無辜的思維慣性。沒有作惡者，一個都沒有。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為什麼在剝奪一個人的權利時，各個機構部門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為什麼當事人想申請恢復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卻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誰是決策者，誰為此負責，所有機構部門都顯得如此無奈和忙碌，顧不上孤獨的當事者的苦痛艱難？我認為這樣不好，這對很多很多底層掙扎的人們太殘忍。

這種體制化的強大力量使我幡然悔悟：一個人活在世上，不是為了說服別人，甚至不是為了說服自己。連續數個夜晚，我不斷懷疑自己，甚至徹底將自我否定，摧毀自己之前所有的信念和夢想。我如此脆弱而不堪一擊，完全陷入了虛空幻滅的深淵。然而，在經歷痛苦的掙扎後，我還是意識到自己付出如此代價堅守的位置，是最適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選擇，無論體制內外。我不反對任何東西，也無法改變任何東西。我雖然懷疑自己的辭職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給我帶來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須回歸，回歸到那個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辭職理由，是我無顏再面對學生。我曾不止一次說過，我如此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如此喜歡跟學生在一起，這是我一直眷戀於此的緣由。但現在，我扛不住了。一個這麼簡單的小事，一項如此普通的權利，作為法學教師，我都無能爭取，我還有什麼資格站在講臺上，給將來從事法律職業的學生們講什麼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權威、程式的價值、正義的底線、權利的重要？我不配，一點都不配。是的，我可以以曾努力過但沒結果作為開脫的理由。要知道，我們總能為自己的妥協找到說辭。但是，我很清楚，當我抱著委屈求全的姿態，繼續站在講臺上，我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為苟且偷生而放棄自己曾經捍衛過的原則和底線。我內心不安，不願如此分裂。

親愛的同學們，自從2006年我博士畢業回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學生直接聽過我的授課，跟學生各種方式的交往交流更是不計其數。這是我這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是我最為榮耀的經歷，是我最為寶貴的記憶。現在，我要離開這所學校了，儘管我是如此難過，但你們不必為此而憂傷。課堂只是大學教育一個微不足道的環節，大學應該超越課堂和圍牆，我們今後還可以以網路等方式進行探討交流。而且，事實上，不同老師的課，都有各自的風格，都能讓你們受益。西北政法大學有非常多敬業的學識深厚的優秀老師，他們好多人的課比我上得更好，也比我更加愛護學生。更何況，大學四年，重要的是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做好自我的定位規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重要的是你們自己，這是任何老師都不能取代也不該取代的。

西北政法大學是我的母校，從本科到工作，我在這裏生活了近二十年。我不想在此表白我對這所學校的感情有多深。有我這麼多年各種歡笑眼淚為證，有我與學生各種公開的教學學術活動記錄為證，有我各種愛與痛的行跡文字為證。也許我愛這所學校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樣，如果這些年來我為教學學術底線的一些抗爭舉動、我對學校一些問題所做的公開批評損害了這所學校的聲譽，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次按照學校的規定程式內部維權的努力遭致失敗，迫使我提出公開辭職，也是給關心我的學生師友一個交代，為此我再次向學校致歉。但請學校放心，這是最後一次了，以後我再也不會給母校添亂惹麻煩了。今後，我也正式成了西北政法的校友，我盼望這所學校越辦越好。作為西北法律重鎮，學校近年來因各種原因而處於弱勢，能有今天的發展實在不易。所有師生校友都有責任在各自領域為學校的進步和聲譽做出綿薄之力。

西北政法的領導和管理者們，這麼多天反復深入的交流，我真切地理解了你們的苦衷，你們的壓力，你們的付出，你們的辛勞。感謝賈宇校長、宋覺書記等對一名普通教職員工的尊重，感謝你們對我一次次訴說的耐心傾聽。我感激你們。在此我要特別向教務處長王麟和刑事法學院張處社書記鄭重道歉，請原諒在與你們交涉過程中我的誤會和情緒過激的言辭。不過，人之將走，其言也善，我還是想坦誠說上兩句。我不求多麼理想的大學，也承認這是黨和政府的大學，但這畢竟是一所大學，而且是培養法律人才的大學。我惟願學校在應對各種事情的時候，能夠不簡單機械地執行上面的命令，能夠多少深入瞭解一下師生做的事情，跟上面做一些溝通解釋的工作，能夠考慮一下政治與學術的邊界。我真的不願看到大家都在提法治的信仰，但一碰到問題，操持的話語和行事的方式就全變成了政治掛帥的考量。和諧的夢想說來不難，只要能更就事論事一點，更簡單一點，更講道理一點，更程式公正一點，更尊重大學規律一點。如果這些話多餘、不對、越俎代庖、甚至對你們的工作有曲解，我誠摯請你們海涵。

這麼多年尤其是最近一直關心著我的許多師友們，對不起，這次我沒採納你們要我別辭職的意見。不少師友勸我忍一忍，放一放，寧願被開除也不辭職，是的，之前我也是這麼想的，但現在我不再這麼認為了，我何必為了賭一口氣而耗在這裏，讓雙方都那麼不快樂？我是孤獨的一個人，面對無影無蹤的力量，我怎能耗得起？我很疲憊，像一個無知懵懂地闖入政治叢林的孩子，看不懂這裏複雜而捉摸不定的遊戲規則。連日來，我都在猶豫彷徨，不止一次後悔自己的道路，時時否定自我，但思前想後，最終還是決定走出這一步。也許這是糟糕的選擇，但也是我深思熟慮的結果，是我選擇自由尊嚴的生活而註定要付出的代價。我只能認命。

我知道，體制無處不在，我無處可逃。所以，請相信，我的辭職，不是在逃避退縮，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嚴、底線和原則。失去這些，我的生命就沒有依託，我就是行屍走肉，我不再是我。我的辭職與任何個人恩怨無關，與西北政法這所大學無關。請大家理解今日大學面臨的各種無力抵擋的壓力。我真的沒有情緒，沒有抱怨，我唯一要正視的，是自己的內心，我的內心是我唯一值得抗爭的對手。說到底，我是在跟自己較勁、跟自己過不去，就像少年派與他心目中的那只老虎的搏鬥。

辭職後的日子很艱難，在體制內那麼多年，我深深懷疑自己能否還有獨自謀生的能力。而今臨近不惑，卻要像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尋找新的去處。實在對不起，芳寧，讓你無端承受了那麼多的委屈重負。實在對不起，園園，我不是個稱職的父親……

4

梁文道談諶洪果的三篇文章

(一) 最後一課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A2%81%E6%96%87%E9%81%93/art/20140103/18576493

12月27日上午，諶洪果本來要在他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學給他的學生上完最後一課，這節課結束之後，他就再也不是這所著名法律院校的老師了。只不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日中國不比當年法國，諶老師根本沒有機會在教室上頭好好告別他心愛的學生。26日下午，西北政法大學正式宣佈接受諶洪果的辭職，同時派人分頭通知所有宿舍的學生，27日那天不許旁聽諶老師的課，也不准參加一切「相關活動」。被學校禁止教授這節課的諶老師，只好向學生道歉。這條路走不完了，他應當知道，學校希望他靜悄悄地離去。就和這個國家裏的許多事情一樣，發生了，過去了，然後復歸沉默，乾乾淨淨，北國冬天的一片雪地。

我是上個月在香港開會才第一次認識洪果，雖然老早就讀過他的文章聽過他的消息。但那次會上也沒機會和他多談，只覺他心神不寧，與早日之字裏的篤定不同。後來我才曉得，原來他出門之前受過警告，來人甚至追到機場叫他千萬別去香港開會。果然，會議結束之後，他就在羅湖關口被人收下了出入境證件。

香港媒體報道他的辭職事件，都很強調陳健民也來開過這個會。給人一個印象，似乎只要接觸過主催「佔中」的陳健民，一個內地學者就會遭到打壓，甚至被迫辭職。

正好聖誕節的前幾天要去西安活動，我便寫信給洪果，打算去看看他。當時他還沒說要辭職，反而問我介不介意去他的學校給學生講些什麼。於是我便抱着給他「站台」打氣的心態，預備23號晚上參加他主辦的沙龍聚會，如約和大家談談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

結果那天上午，他在網上發表公開信，宣佈辭去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的職位。這晚很自然地變成了一場告別會，學生帶了些簡單的水酒點心，西安一帶的同道也都趕了過來，而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也就有了一個最鮮活的角度與最即時的例證。（歲末懷友之一）

(二)大學之道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A2%81%E6%96%87%E9%81%93/art/20140104/18577858

諶洪果辭職，導火線當然是他來香港開會之後受到的對待。但也有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老早就是個在政治上惹麻煩的激進自由派份子，今天學校串連官方收掉他的出入境證件，是多年問題積累的結果。

 

但他真的激進嗎？什麼又叫做在「政治上惹麻煩」呢？追問下去，便能發現今日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只有問題，而且還有很大的問題。沒錯，早在這次會議之前，他就和他任職的西北政法大學發生過衝突。最近的一次正好發生在去年11月，當時有鑒於西安剛剛發生過的反日遊行演變成打人砸車的鬧劇，他覺得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和公民間的健康關係十分緊要，於是辦了一個讀書會，打算給全校有志於此的同學一次共同研討的機會。後來，在沒有任何具體理由的情況下，校方發令禁止了這個讀書會，也拒絕提供任何場地。諶洪果的回應則是把讀書會搬到自己的辦公室，同時提醒參加者以公民身份自己衡量要不要來。

那天來的人不少，辦公室坐不下，於是大伙站到大樓二樓寬敞拐角讀書，一邊頂住陰冷天氣，一邊探討韋伯的《學術與政治》。事後，所有來過的學生都被叫去問話，而洪果的做為自然又激怒了校方，無異坐實了他這個麻煩人物的身份。

到底問題出在哪裏？不太可能是那些書，韋伯和托克維爾有什麼問題呢？校方似乎暗示，教授不該不顧正業，教書做研究便好，搞什麼讀書會？可是一個教授在繁重的教研任務之外，還願和學生多花時間讀書，這不只是個好老師的明證，更是正常學院生活的應有之義，又怎可能是個麻煩呢？有人猜測是不是洪果平日言論太過大膽。但看過他文字的人都知道，他理性溫和；而上過他課的學生也曉得，他真的相信韋伯在《學術與政治》裏所說的，課室外儘管以公民之身議政，課室內則嚴守中立，不倡任何主張。又有人說，是讀書會的名字敏感，讀經典也罷，何必叫做「公民自治與合作計劃」？

我們還可以不斷猜想下去，只不過當一個人被認定是敏感人物之後，理由就不再重要了。一間大學公然不許教授辦讀書會，沒有明確說法，意思就是要大家心領神會，不許就不許，原因大家感覺得到就行了。但這是一家大學該有的做事辦法嗎？這是學術求真講理的大道嗎？洪果可不這麼認為。（歲末懷友之二）

(三)政治在哪裏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A2%81%E6%96%87%E9%81%93/art/20140105/18579078

那天晚上見到洪果，當得對他上午才發出來的辭職聲明說兩句話。但說什麼才好呢？慰問？打氣？惋惜？還是支持？也就只能拍拍他肩膀，輕輕說一句「還好吧」。

很多朋友並不贊成他的做法，例如他的老師賀衛方。大家勸他的言語大抵都是叫他妥協一下，「守住陣地要緊」之類的話，一些友儕間都不陌生的說法。過去幾年，尤其過去這一年，我們都聽得太多太多。報紙記者要走，出版社編輯受不住氣，大學教授忍不住屈辱；我們都會彼此建議：「忍一忍，守住陣地要緊。你要是走了，豈不讓人得逞，將來你那處又少了一個好人」。只不過，在堅信韋伯關於學者之訓誡的洪果那裏，竟連「堅守陣地」這一說也是不對的：「甚麼叫做陣地？如此一想，不就把事情變政治鬥爭了嗎？我是個學者，教書做研究都會談到政治，但教書和研究本身不是政治工作。如我用陣地之類的思路來想自己去留，那和我所討厭的那些學院體制還有甚麼區別呢？」從拒絕升等做正教授，讀書會被強行停辦，到這回因為參加境外學術會議被沒收證件，諶洪果的反應和邏輯是一貫的。他不覺得自己激進，更不認為自己是在做甚麼政治反抗；他只是想做好一個他心目中的學者的樣子，可以專心教研，可以自由帶領學生讀書，可以自由參加學術活動。至於教的東西，讀的東西，和研討的東西會不會太過敏感，則完全無關宏旨。要緊的是學術有沒有它的自由與自律。

反過來看，在最具體而細微的操作層面上，那個壓迫他的體制其實也不算是「政治」的，甚至並不剛硬。它或許表現為學校的高層領導和同事，一群和他一起住在校園宿舍，天天見面寒暄的鄰居，可能還成了好友。他們也會勸告洪果，叫他看開一些，柔軟一些，多考慮家人，給大家和學校一個面子。在他們的眼中，那一連串事件或者也不是政治的，而是會不會做人的問題而已。諶洪果不只是個有爭議的政治人物，更是圈子裏一個不通氣，很麻煩的怪傢伙。洪果也確實擔心，還和也是同事太太住在院子裏，日後大家見面會不會尷尬。洪果不認為自己在搞政治，他的同事可能也不覺得這是政治。什麼都不是政治，因政治早已無處不在，化進去了。末了，我只好如此告別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洪果：「那麼該堅守的道，你已經守住了；那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了」。
（歲末懷友三之三）

 

 

 

 

 

這些舊宣傳海報顯示出往日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