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與死

 

 

 

身陷絕境，卻絕不接受任何強加的罪行，她奮力講道理、擺事實，為自己抗辯。

看守所認定，沒有一個犯人像她那樣「頑固和好鬥」。

為了讓她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行，她曾經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裏，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度日如年。

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鏈，都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有位送飯的女人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她想的是：怎麼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

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視為英國間諜入獄。有漫長的六年半被單獨監禁，受到輪番審訊、拷打。

 

她是誰？

 

她是鄭念。

 

 

 

 

 

                          鄭念(右)和文革時被迫害致死的女兒鄭梅平(左)

 

 

鄭念原名姚念媛，畢業於燕京大學，三十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學校認識正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鄭康祺。他們結婚並完成學業後，抗戰已爆發，兩人一九三九年來到戰時陪都重慶，鄭康祺任職於外交部，後被派駐澳大利亞。

 

一九四八年秋，鄭念夫婦回國。後來他們留在大陸，鄭康祺曾擔任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又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後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鄭念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有時代理總經理，直到文革前夕殼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陸。

她淪為單身牢房的階下囚，遭監禁數年，在上影廠當演員的獨生女兒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獄後，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處境比獄中雖有天淵之別，但仍被暗中監視。

 

1980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憶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這是書中第 660 頁，

鄭念寫她在美國居住的感受。
 

我們生活在暫時還有法治和自由的香港，

讀來不覺得怎樣特別，

很平淡，

只是日常生活吧了。

但是

那些告別沒有法治、沒有自由、 踐踏人權的社會，

離開極權統治的人們，

對於尊重每一個人的自主、自由和自尊的日常生活，

一定會非常珍惜。

 

 

 

 

 

 

網誌中介紹鄭念的文字，

來自王鶴寫的《鄭念拿甚麼抵禦無常》。

以下是全文，

值得一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30609/18289925

 

鄭念拿甚麼抵禦無常

王鶴

 

前些日子，微博上許多人在轉鄭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雙老年人罕見的、幽邃晶亮的眼睛。時光當然也磨蝕了她的容顏，但老太太奪目的美麗，透過歲月的煙塵，依然清晰地浮現出來，惹得人人驚嘆。

鄭念原名姚念媛，她父親曾留學日本，後任北洋政府官員。徐鳳文〈天津：當浮華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開女中念書時，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鄭念後來畢業於燕京大學，三十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學校認識正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鄭康祺。他們結婚並完成學業後，抗戰已爆發，兩人一九三九年來到戰時陪都重慶，鄭康祺任職於外交部，後被派駐澳大利亞。

一九四八年秋，鄭念夫婦回國。後來他們留在大陸，鄭康祺曾擔任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又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後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鄭念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有時代理總經理，直到文革前夕殼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陸。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這樣完全維持了舊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無幾：跟外國友人往來，有男女僕人和廚師，生活精緻優裕，家裏陳設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裝──她的英國朋友說，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這種既優越也不乏張揚的生活方式，在越來越無產階級化的上海，即便作為統戰對象，仍然顯得太與眾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側目。

除了丈夫過早去世，鄭念作為學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資企業高級職員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風和日麗的。文革浩劫，徹底摧毀了她的生活，她淪為單身牢房的階下囚，遭監禁數年，在上影廠當演員的獨生女兒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獄後，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處境比獄中雖有天淵之別，但仍被暗中監視。著名學者朱大可少年時代曾與她在太原路相鄰，他還清楚地記得，鄭念的風姿綽約、孤寂高傲，以及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戒備眼神。

一九八○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憶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轟動英美文壇。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講述文革中個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將其譯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首印五萬冊，很快銷售一空。

鄭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軟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視為英國間諜入獄。有漫長的六年半被單獨監禁，受到輪番審訊、拷打。無人交流的孤寂，對女兒的擔憂，精神和肉體難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絕望，還幾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讀《上海生死劫》，最觸目驚心的，卻不是她飽嘗的萬般磨難，而是她在苦難中呈現的倔強與尊嚴，她不屈服於強權的勇氣和固執，以及，她反抗迫害時的機敏、智慧。

烏雲壓頂，孤立無援，四顧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毀，難乎其難。鄭念身陷絕境，卻絕不接受任何強加的罪行，她奮力講道理、擺事實，為自己抗辯。看守所認定，沒有一個犯人像她那樣「頑固和好鬥」。為了讓她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行，鄭念曾經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裏，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鏈，都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有位送飯的女人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鄭念想的是：怎麼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之聲，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當健康狀況惡劣到身體和思維都接近崩潰時，鄭念自創體操，強迫自己悄悄鍛煉身體──比大把脫髮和牙齦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體虛脫後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幾個小時學習並背誦毛澤東語錄，既活躍腦力，也使自己獲取與審訊者辯論的依據，結果是她比審訊者更熟悉那些語錄；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鄭念講述，她在獄中用種種方式維護精神的健全，為了抵禦與世隔絕的極度孤寂，有時甚至主動出擊，故意與看守爭辯，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腳踢、被稱為「瘋老婆子」。在她看來，「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審訊者不僅無法讓鄭念認罪，也沒能用自己地位的優越，擊碎她骨子裏的高傲：她除了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為劉少奇辯護；她身為囚犯，卻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憐；她跟他們鬥智鬥勇，思辨與表達能力、智力水平都明顯高出一籌；即使飢寒交迫、瀕臨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潔的習慣，那份矜持、清雅氣質，並未在非人的處境中全部磨損。教養的光線有時候很微弱，只能照見一己一身。然而，憑藉這粒微光，加上非同尋常的強硬個性，鄭念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這種「窮且益堅」的力度、韌性，異常動人。

出獄後，鄭念的體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獄前減輕了三十斤。時隔多年第一次照鏡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樣，她大吃一驚，「只有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明亮，這是因為我隨時要提防外界。」這股犀利警覺的眼神，貫穿其晚年，和手腕的傷痕一樣，是牢獄生活留下的印記。

文革結束，鄭念獲得平反，處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國時已經六十五歲，又積極去適應新環境，著書、演講，抵禦老來的病痛、孤獨和飄落異鄉的悵惘。她中年喪夫，晚年喪女，九死一生，病逝於華盛頓，享年九十四歲。